聚焦“她文化” 看女性电影路在何方？

原标题：金鸡奖首开女性电影论坛——聚焦“她文化”，看女性电影路在何方

女性电影的概念来自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好莱坞，国内通常把女性电影分为三类：女性题材或以女性为主体的电影、女性主义电影、女导演创作的电影。随着女导演女性意识的觉醒，一些女导演突破了几十年来对男性创作的艺术模仿，大胆亮出属于女性自己的独有情感、志趣、生活、追求，女性电影的独特魅力在近年来尤为抢眼。

正如中国电影家协会副秘书长杨烨所说：“随着‘她经济’快速发展，越来越多承担多元化角色的女性，在艺术、科技、影视等领域拥有越来越重要的公共话语权，女性在自我成长、社会发展与家庭事业方面，也一直在寻求更大的拓展。”

在第33届金鸡奖期间首次举办的以“女性电影，困境与梦想”为主题的女性电影论坛上，多名电影人、传媒人和行业专家深度交流，通过电影中女性形象和女性角色发展的分享，探讨当下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期待，以及各种生活境遇下的女性人物展现。

从“不可见”走向“可见”

“女性电影从诞生开始定义就很多，也伴随着争议。”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丁亚平在讲述女性电影的定义，以及它在社会中的意义时表示，总体而言，女性电影代表着女性看世界的方式，是区别于男性视角的表达，让那些在男性电影叙事中被遮蔽的女性情感、困惑、失语等逐渐呈现出来。

在丁亚平看来，女性电影总在打破某种约定俗成的定义，这可能会给主流观众造成不适感，但这种不适感恰恰证实了它的价值所在，是其从“不可见”走向“可见”的必经之路。“当大众的眼睛看到更多的风景、耳朵听到更多的声音，一次次的不适感就会在无形中消弭，并在观众心中埋下理解的种子。”

2020年女性题材的影视作品频出爆款，将观众对女性话题的关注推向了新高潮。要求提高女性在影视行业中地位的呼声日益高涨，女性演员在提升业务水平、缩小与男性差距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支持。这也是银幕上女主角越来越多，幕后女导演、女制片人越来越多的民意基础——男人能演的，女人也能演；男人能导的，女人也能导。

作为论坛主持人，知名媒体人杨澜呼吁：“女性越来越多地在电影领域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所以全球都希望让女性的形象更多地被看见，让女性的声音更多地被听见。”她说，在这一年，“姐姐”这个词从一个称呼变成了一种女性力量，变成了一种意识的觉醒和社会关注的话题，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潮。

寻找女性角色更多可能性

“对于女性电影而言，困境我有两重解读，一是女性电影人可能也会遇到在成长创作当中的一些瓶颈和困境；二是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整个影视行业遭遇了严重的挑战。”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知名导演李少红表示，疫情给影视从业者带来了很不一样的经历，“尤其对于创作者而言，这是我们难得的一次体验，我们要把这些记录下来留给历史。我觉得上半年没有白费，下半年创作机会反而多了起来，今年下半年我连着拍了三部戏。”

“我们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性？我们要在影视作品中塑造什么样的女性？女性除了漂亮、瘦、花瓶这些标签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丁亚平表示，自己作为电影圈中“少数派”的女制片人，有时候要面对方方面面的压力。“女性的优点是很细腻，看上去也很温和，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男性世界里一些理性的东西可能在我们身上有一点少，如果想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想要做更多的事情，就需要在一些关键时候不被情感吞噬掉我们的理性，这是我在优艾设计网_Photoshop百科做制片人的过程中学会的。”

在知名导演、编剧董润年看来，很多女性面临的困境是结构性的，是这个社会强加给她们的。“作为创作者，不管是不是在创作纯粹的女性电影，都应该直面这种结构性的困境，去表现这种问题，然后才能够引起真正的讨论，进而才有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用女性视角讲故事

李少红曾执导过多部女性电影，如《血色清晨》《红粉》等，她谈道：“上世纪90年代我去过很多国际电影节，大家问我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有多少女导演？我觉得他们怎么不问电影，老问女导演。我当时就仔细地想了一下，中国女导演还挺多，粗略算了一下，北京电影制片厂比较活跃的女导演就有20多人，上海电影制片厂女导演也很多。当时在台下的人都非常惊讶，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在全世界其实女导演非常少。”

因此，李少红谈到女导演创作时提出，“应该更有勇气地用我们性别的视角来讲故事”。

1995年，李少红在拍摄《红粉》时，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她突然脱离了自己最初的想法，将自己关在房间里8天。李少红谈起这段过往坦然道：“其实当时我在转变，我在慢慢经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女性视角创作过程。不仅仅因为我是一个女性电影工作者，我觉得无论是女性题材，还是女性创作者，这两者应该非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谈及女性电影创作，董润年也表示：“我们的创作者应该特别注意，谈到女性电影时，我们不是搞性别对立，也不要强调性别意识，不管作品里的女性是不是主角，都要把她当作一个人来看待。分析和表现她作为一个人的困境、情感和思想，这是我们之前在很多作品里做得还不到位的地方。”（记者 郝天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