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网络暴力的人隐藏在网络“化名”的背后。他们在侮辱或者诽谤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残忍的事情，他们可能就是一个残忍的人。人们总是用自己生活中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评判别人，而这种冲动又被互联网的匿名性所扩大、记录和传播。
目前界定网络暴力有一些难点：一是性质，即什么样的语言具有侮辱性；二是主体，即网络暴力由谁来决定。
平台应对明显的诽谤、造谣行为承担连带责任。因为侵犯名誉权基本属于“先告知后处理”的犯罪，仅仅依靠网络黑客的个人诉讼是无法解决一个普遍问题的，平台必须承担维护公共空间文明的责任。
注重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媒介素养和法治素养，尤其是对未成年人。同时对网络暴力进行专门立法，包括网络暴力的认定标准、责任主体的划分以及如何处理网络暴力的人。
郑去世了。
2月22日，郑生前名誉权案代理人金律师公开表示，他“再次受郑家属委托，深切告知您，郑于2023年1月23日逝世”。
这个24岁的粉红色头发的女孩，去年7月在爷爷的病床前分享了自己考上研究生的好消息，并把图片发到社交平台。原本温馨的一幕，发布后引来了一场网络暴力：“陪酒”、“假学历”、“吃人血馒头”、“红毛怪”.
在遭受网络暴力的半年时间里，郑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新闻的频率超过以往，包括她起诉维权的进展，日常优艾设计网_设计LOGO生活和学习经验的分享，以及她因抑郁症住院后主动压制的日记。然而，打赢这场反对网络暴力的战役并不容易。在与“看不见的”网络冲浪者斗争了几个月后，这个原本活泼开朗的女孩终于自杀了。
这一悲剧令人心碎，更令人遗憾的是，近年来类似事件频频发生。2月15日，因开拖拉机自驾进藏而走红的关关妻子发布视频称，丈夫因长期遭受网络暴力，在直播过程中服农药自杀，并高呼“黑粉”主动投案自首。去年1月24日，河北寻亲男孩刘学在微博上发了一篇长文，讲述了自己被亲生父母背叛，养父母去世，被校园欺凌猥亵，一生遭受网络暴力，后在三亚自杀的经历。
对于网络暴力，中国一直坚持“零容忍”。比如，中央网信办2022年11月下发通知，要求加大网络暴力治理力度，进一步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2022年工作报告中强调，对侵犯个人信息、煽动网络暴力侮辱诽谤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强调，对诽谤罪、侮辱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侵犯公民权利的犯罪，要从严起诉。
为什么网络暴力在重拳之下依然屡禁不止？受害者维权难在哪里？如何杜绝网络暴力，让悲剧不再发生？围绕这些问题，《法治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网络冲浪者躲在屏幕后面。
受害者很难到达激流。
郑死后，另一位“键盘侠”评论道：“这姑娘真脆弱”“留着做个纪念就行了，干嘛要发出去”“我估计大部分网络霸凌者都是男/女”，引起评论区很多人的争吵。
“网络风暴是一种现象，不是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言论。这意味着来自网络各个角落的许多不确定的说话者指向同一个性质相同但内容可能不同的对象，这些言论汇聚成一个让说话者痛苦、屈辱、恐惧的媒体环境，使其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李，文化产业学院法学教授
她指出，网络暴力的后果远比个别言论的总和更糟糕。如果单个个人的言论尚未达到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刑法的程度，法律无法追究说话人的法律责任，但暴力的媒体环境本身并不是法律适用的对象。“就像一个衣服单薄的人突然陷入暴风雪环境，迷路甚至冻死。虽然每一片雪花都是构成暴雪环境的一个因素，但你不能说是哪一片雪花导致了他的迷路和感冒。”
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曾志看来，参与网络暴力的人都躲在网络“假名”的背后。他们在侮辱或者诽谤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件残忍的事情，他们可能就是一个残忍的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类似的事情，网络欺凌者可能会私下嘀咕一句，但在网上发表的言论就可能成为网络暴力。原因是人们总是用自己生活中先入为主的观念去评判他人，而这种冲动又被互联网的匿名性所扩大、记录和传播。
“互联网彻底消除了人际交往的距离，创造了一个通过即时回复假装身边有朋友的环境。分享的内容和方式看似是在和朋友聊天，实则是在和陌生人‘传播’。博主得到的回应可能缺乏上下文，被误解，并受到偏见的伤害。网络的谣言从未停止，也从未忘记。任何一个正常人都无法抗拒一直处于舆论洪流中的局面。”曾志说。
找证据难，维权难。
控制网络风暴是非常困难的。
被网络攻击后，抓紧时间保留证据并报警会不会解决问题？
根据公开报道，郑在发现自己被侵害的第一时间选择了报警。民警建议他找平台投诉。随后郑找到了一个社交平台来维权。之后他联系媒体对自己的事件做了完整的报道和澄清，并去公证处公示了一些证据。能做的都做了，但他的代理律师表示“实际操作中取证难，周期长，维权成本高，难以锁定实际侵权人”。半年多过去了，案件没有实质性进展。
“首先，很难判断是不是网络暴力。对话者的身份不同，语言中的暴力性质也完全不同。父母朋友可能觉得是开玩笑，但对陌生人是辱骂。而且不同的人对网络语言有不同的感受，很主观，很难量化标准，统一区分。”这位工作人员说，重点是，如果有不好的评论，从一开始就应该保护，或者在具体的文章中保护，保护的方式是封杀对方，封号甚至通过司法程序处理。这些既没有也不难制定一个标准。
他还指出，大规模网络风暴的时间往往很短，网络风暴的内容现在变得特别模糊。缩写，同音字，P图等。层出不穷，机器很难完全识别。短时间内审核数百万条网上相关评论并不容易。而且相当一部分网络暴力场景发生在私信中，干扰也可能涉及侵犯用户隐私。
多位受访专家也指出，目前很难界定网络暴力。
曾持具体分析：一是性质，即什么样的语言是侮辱性的。人的言语习惯不是非黑即白的，能对人造成伤害的，除了直接辱骂攻击性的话语，还有嘲讽、挖苦、讽刺。灰色语言的存在使得“暴力”的定义成为一种主观的东西。这从很多人对郑事件的不解中可以看出，——“对网络暴力一笑置之”，“连这点压力都承受不了”。除非对个人、社会、国家造成重大危害，侮辱诽谤罪是“先告后处理”罪。
二是主体，即谁决定了网络风暴。每个平台都有自己独立的敏感词过滤库和man
“与肢体暴力不同，言语暴力的定义必须参考习俗、习惯、文化、常识、语境、关系等。相当复杂。”曾志说。
在李看来，对于特定的媒介环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体特征，对媒介环境中的暴力有不同的感受。有些人可能会比较宽容。在同样的环境下，他们会经历更少的伤害，主观上感受到更少的暴力。但是对于没有经验的未成年人或者比较敏感的人来说，他们会感受到更多的暴力，受到更严重的伤害，甚至导致极端的后果。
“因此，根据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的构成要件，很难找到特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违法犯罪客观要件的证据。”李对说道。
网络风暴夹杂着许多谣言
谣言需要个性化推送
在网络暴力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那就是大量谣言的传播。
对此，我曾经持过分析。在我知道谣言是谣言之前，大家都以为是事实。谣言往往比其他事实更让人好奇，所以更有吸引力和传播力。“辟谣”的根本原因可能是一些人在网络上想得到的不是真相，而是故事、说法甚至谣言本身。
李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谣言所承载的信息与大众的利益和兴趣息息相关，所以看到的人愿意“吃瓜”，愿意传播。对于谣言信息，看到的人如果没有一定的责任心，可能不会转发。
“辟谣工作还是需要平台发挥主导作用。平台要和政府部门、专业机构建立制度合作，在平台上设立专门的正规辟谣平台，增加辟谣频率。”李对说道。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伟告诉记者，在谣言领域有一个词叫“到达率”。平时用户在平台上看到的信息都是个性化的，谣言也可以推送给每一个之前浏览过谣言或者对谣言感兴趣的用户，突出谣言的到达率，而不是仅仅把谣言放在首页推荐。平台也要加强内容审核。在发布用户帖子之前，应对其中提及的可能涉及捏造和诽谤的事件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不得发布明显的辱骂性言论。
“值得一提的是，平台一定不能让谣言热起来。”朱伟说。
完善法律，明确主体
落实平台责任。
据上述短视频平台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很多平台都出台了针对网络施虐者和受害者的相关政策。对于被模型判定为不当评论的，平台会通过发布在线警告和正面引导的方式反复提醒用户。限制陌生人一次只给一个用户发送一条消息。只有在用户回复后，陌生人才能与其进行临时对话。它在24小时内有效。超时后，他们可以重新申请，尽力拦截不当言论。针对受害者，引入“一键防暴”功能，增加用户举报网络暴力的入口，搭建用户在线评论的心理团队，设置私信权限，屏蔽评论区关键词，主动联系可能面临网络暴力风险的用户。
在朱伟看来，虽然平台出台了相关措施，比如“一键防暴”，但实际上是陌生人不能私信评论，但这并不能控制陌生人发布网络暴力。因此，对于如何防范暴恐，平台应该继续探索和完善相关功能。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网络暴力作为一种现象，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根除，但可以从技术、教育等方面尽可能解决。
“对于明显的谣言、谣言的传播，平台应当承担连带责任。既然侵犯名誉权基本上是‘先告后处理’的犯罪，那么仅仅依靠网络暴力者的个人诉讼是无法解决一个共同的问题的。平台必须承担起维护公共空间文明的责任。”曾志说。
2022年11月，中央网信办发布《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号，要求各互联网平台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基于手机号、身份证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认证注册用户真实身份信息，不得向未认证真实身份信息或冒用组织或他人身份信息的用户提供贴吧评论服务。曾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实名制实际上已经落实。如果能够实施，一旦网络暴力真的成为犯罪，借助IP地址等刑侦技术定位网络暴力并不困难。
“网络暴力其实是现实暴力在互联网上的变种和延伸。现实中针对个人的言语暴力比比皆是，但它有独特的情况，不会传播太广造成规模效应，更容易让当事人自我化解，互相原谅。除了加强国家、社会、平台的管理，网络发言人还要意识到一点，那就是任何人的分享都有可能被赞扬或被诋毁，但无论反馈是正面还是负面，你都不要对不了解你的人有太大的期待。”曾志说。
李建议，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媒介环境治理，都应从注重教育、灌输尊重他人人格尊严的角度出发，同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和媒介素养，尤其是对未成年人。构成网络风暴环境的发言者不一定是恶意的，而是因为人们受到了长期“正义暴力”的影响和熏陶，能够占据道德制高点，义无反顾地发言，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道德正当性等合理动机。
他认为，与此同时，也需要提高公众的法治意识，要知道违反道德和犯罪之间的界限随时可能被打破。现实社会中的网络社区、公益组织、学校也可以建立专门的机制，为网络暴力受害者提供心理和生活帮助。
“网络欺凌者应该承担法律责任，但目前在执法层面可能很难追根溯源。要区分最初的造谣者和捏造事实者，转发拜访次数多的‘帮凶’和不明真相的路人。对于符合处罚标准的人，即使人多，也应该受到应有的处罚。”朱伟说。他建议对网络暴力进行专门立法，包括网络暴力的认定标准、责任主体的划分以及如何处理网络暴力的人。
“只有真正实现对网络欺凌者的‘零容忍’，真正惩治网络欺凌者，才能促进全社会反网络暴力和维权意识的提高。”朱伟说。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